史书是历史的路标，也是现实的镜子。常读它可以启迪心智，常思它可以明事理。我读史书，时有心得，于是，便有了如下四点随感录。

孙嘉淦的“三习一弊疏”

    孙嘉淦（1683——1753），字锡公，清山西兴县人。康熙五十二年（公元1713）进士及第，历仕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官至史部尚书。孙嘉淦是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他很善于总结为政经验。为了使刚即位的年轻皇帝乾隆能做个会用人的好皇帝，他1735年给乾隆皇帝上了《三习一弊疏》。
    “三习一弊疏”的“三习”，就是耳习、目习、心习。所谓耳习，即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，“出一言而盈庭称圣，发一令而四海讴歌”。皇帝习惯于臣民的山呼海颂，久而久之，就会“喜谀而恶直”。所谓“目习”，就是皇帝所看见的都是对自己的奉迎和谄媚，久而久之，就会“喜柔而恶刚”。所谓“心习”，就是皇帝的一切要求都必须实现，一切意见都必须照办，久而久之，就会产生骄慢之心，即“喜顺而恶违”这“三习”既成，必然会生出“一弊”，即亲近、喜欢吹牛拍马、阿谀奉承的小人，而疏远、讨厌说真话、干实事的刚直正派的忠臣，即“喜小人而厌君子也”。做人君的如果亲小人而远君子，国事就难免日非，政治就不会清明。
    孙嘉淦还认为，造成“三习一弊”的原因是人君的“自是”，即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是。他说：“自是之根不拔……则黑白可以转色，而东西可以易位。”他希望做人君的能加强自己的修养，治人先治己，要“不敢自是”。人君能不“自是”，就能虚心纳下，听取不同意见，就能明辨是非曲直、忠奸、贤愚，从而做到亲君子而远小人。

朱元璋的“任贤勿二，去邪勿疑”

    我们常说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此话固然不错，但我还是比较欣赏明太祖的一句话：“任贤勿二，去邪勿疑。”
    朱元璋是位颇具雄才大略而又谙熟用人之道的封建君主。在他的政治生涯中，非常注重研究用人之法，吸收和网罗了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之出谋划策，遂促成“洪武之治”。朱元璋主张举贤要注重德才，“非其才不任”，“当取方正之士而邪者去之”，“授之以职，试之以事”，其核心则是“任贤勿二，去邪勿疑”。
   “任贤勿二”，意即任用贤才不能怀疑。这方面朱元亦认为“治政之道在于用贤”。于是，他不问出身，不拘资格，无论亲疏，一律“唯才是与”，并视贤才为“国之宝也”。
   “去邪勿疑”，意即清除邪恶之人不要犹豫不决。朱元璋对官吏违法乱纪，尽管是亲友，也一律依法治罪，“使苟贤无间于疏远，使不肖何恤亲昵”。当朝驸马——他的三女婿欧阳伦贩运私茶被处以极刑，可谓“六亲不认”。
    再回过头来看，而我们所谓的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”，实际上仅仅强调了“用人不疑”，而“疑人不用”是为“用人不疑”作垫衬的，意思是“你不信人家就别用”，旨在进一步加强和肯定“用人不疑”，而并非“产生怀疑就不再用了”。
    我想，当前用人之中之所以出现某些“愈黑愈红”、“愈臭愈香”的反常情况，原因有三：一是某些领导者的“关心爱护”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腐败分子的“保护伞”和“避风港”；二是这些人本身善于钻营，巧于伪装掩饰，“拉大旗作虎皮”，常常蒙混过关；三是对于这些工于心计、弄虚作假、欺上压下的无耻之徒，缺乏有力的监督，往往使他们“左右逢源”，肆无忌惮，为所欲为。赖昌兴的出逃、王宝森最终自绝于人民，如果有关部门早有觉察，或者发现其行为“不轨”即采取果断措施，也不至于使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那么大的损失。所以，去邪不疑，“速战速决”，何等重要！

冯志圻“不见为妙”的启迪

    据史书记载：清道光十六年，有一个名叫冯志圻的进士，喜爱收碑帖书画。一次，有人把宋拓名碑放在盒子里送给他，他看都没看就命人送回去。部下劝道：“何不打开看看？”答曰：“看了就不想还了。看了自己想要的，心就会动，心动就会接受，接受就会被利用。还是不见为妙！”
读罢这则故事，笔者不禁要为“不见为妙”拍手叫好。看似简短的四个字，却寓含着深刻而朴素的生活哲理。自古以来，爱财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见到自己喜爱的财物，一般都会产生据为己有的欲望。冯志圻也不例外。面对如此名贵的宋拓名碑，他也想拥有它。但他知道名碑是别人的，献给他只是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利，于是，他用了“不见为妙”来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见名碑就可以挡住其诱惑，保持自己的纯洁。
    由此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。有的人自以为受党教育多年，自控力强，在金钱、财物面前不会动心。当别人送来钞票，他要捏在手中数一数，这一数就数进了自己的腰包；别人送来高档彩电，他要打开来看一看，这一看就不让抱走了；别人送来汽车，他要上车坐一下，这一坐就不想下来了……或许，开始他们并没有受贿的念头，但在金钱、财物面前，却没有挡住诱惑，跌入泥坑而不能自拔，毁了自己的一生。如果他们也像冯志圻那样，不让自己有动心的念头，不给自己以被诱惑的机会，我想是一定可以拒一切诱惑于心之门外的。

孔子的“以德为政”

    在我国的历史上，从远秦到近代，一些思想家、政治家和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官员都主张“以德为政”。《尚书•太甲下》说：“德惟治，否德乱”，认为为政以德则治，不以德就乱。孔子强调用道德来治理国家，《论语•为政》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”。认为用道德来治理国家，自己就会像北极星辰一样，在一定位置上，众星就会环绕着它。孙中山先生联系当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说：“政党之发展，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，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，内容腐败，安能不由盛而衰？
    何谓德？德的本字，也称异体字，书写为“惪”，上面一半为“直”，下面一半为“心”，系“得”的假借字，“得”则是“直”的假借义。汉代许慎在《说本解字》中阐述说：“惪”，外得于人，内得于己。从“心”，“直”声。很清楚，“德”的本字包含着“身”和“心”，“人”与“己”，“内”与“外”等多个方面。从今天心理学家的角度讲，是内在的认识、情感和外在的行为、意志等方面的统一体，包括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道德观，既表现为人们的思想品质、政治品质、道德品质，也表现出知、情、意、行等心理形式，是正己、修身、爱国、爱民、待人、清廉、勤政、秉公、尽职等的综合反映。
    在中国传统伦理的思想史上，倡导“为政以德”，以“礼义廉耻”作为国之四维来约束掌权者，主张“以修身为本”，认为“公正、廉洁”是当官者起码的品质。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，造福一方；为官之理在于克己奉公，讲奉献；为官之德在于清廉；为官之义在于明法。今天，从发展观念上来认识和对待“为政以德”，就是用法律和法律化的道德来约束自己，廉政勤政，不以挟私为政，“法官事则不营私家，在公家则不言贷利”；法无规定则禁止，不得有任何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；以天下为己任，有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人民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愿望，像林则徐在《给内人家书》中说的那样：“以身许国，但求富国利民，与民除害。”简言之，就是要强化公仆意识、公民意识、法制意识，重视道德，讲究礼义，尊重贤者，使用能人，为政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秉公办事，不畏权贵，不凌弱小，法纪严明。   （作者单位：岳阳市人大常委会）